徐克成
前天，2016年3月12日，星期六，我院例行的早晨周会上，来自丹麦的郭林女士应邀发表演讲，她说：“中国是一个伟大国家，中国的复大肿瘤医院给了我一次又一次新的生命…… ”
郭林是我院的老病人和老朋友。因患胰腺癌伴肝转移，2008年初来我院接受治疗，此后，她几乎每年总要来到我院做例行检查，接受相应治疗，尤其对她的免疫功能，进行相应调整。用她的话讲，是“ 绿色治疗”。 她酷爱中国文化，利用每次来医院治疗机会，遍访广州、北京、桂林数十个城市的名胜古迹。
我们经常邮件交流，几乎每次都讲“亲爱的中国，我的家；亲爱的复大，我心中的家”。
2016 年刚过元旦，我收到来郭林的邮件，祝贺新年，邮件中她告诉我，最近作了CT扫描，发现原先肝脏内2个转移瘤变大了， 直径分别为4.5 和3.4 厘米。她说，当地医生建议她接受化疗。
我当即回了邮件，建议她来我院，接受肝转移瘤消融治疗。她非常高兴，回复说准备在中国新年后来广州。
2016年3月6日，郭林来到我院。第二天，她接受了CT检查，发现原先胰腺内的肿瘤已无活性，肝内有多个转移，其中两个较大。牛立志博士带领团队，对她肝脏内最大的两个较大的转移瘤，作了不可逆性电穿孔即纳米刀消融。
前天她在我院周会上讲话时，是接受治疗后第三天，但她神采奕奕，讲话声音优美动听，带有浓厚感恩。几年来，她多次在我院讲话，都离不开中国历史，从万里长城，讲到鸦片战争，讲到中国高铁。这次她又说：“我很兴奋，因为对你的国家及其悠久的文化，我已愈来愈了解了。”她是退休教师，曾在丹麦和东欧多个学校，包括中学和大学，讲过历史。现在她是丹中友好协会理事，在丹麦，更是利用一切机会向介绍中国。不仅她自己讲，还让女儿、孙子讲。她去年8月份来我院，曾带来一个上中学的孙子，在广州的十多天里，她几乎每天都带着他“泡”在广州大街小巷、纪念堂、博物馆……
对于医生来说，病人的健康和康复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奖赏。郭林，一个胰腺癌伴肝转移患者，如今能如此“健康”，我高兴，也有一种成就感。前天郭林在我院周会上发表一席讲话后，我脑中老是盘旋着她的形象，她的讲话和几年来给我的一封封邮件，在我脑中翻腾。
昨天，星期日，大早醒来，打开手机，看到网上有篇短文，讲的是汤钊猷院士访问记。院士的一席话，一下子吸引了我，一时间，我将丹麦的郭林和中国的院士，原先似乎无关的两个人，联系起来了。
院士说：“国外一些现行的东西，不能不学，如最先进的肝移植技术。但光学是不够的，需要思考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我们就提出'中西医结合，创立我国新医学派'。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值得长远思考的问题和方向。经过几十年发展，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，可以将'中国的医学'，上升到'有中国特色的医学'”。
我们对郭林的治疗，基本上采用的都是“西方”技术。氩氦冷冻技术是美国于上世纪90年代应用于临床的，但是是我们第一个采用这个技术治疗胰腺癌；免疫治疗中许多技术也是以国外研究最多，我们做的是，将这些方法整合起来，个体化应用于癌症治疗。 乔布斯说过，苹果手机的技术中很少是他们发明的，他们只是将各种技术整合起来。整合也是创新。
2010年，汤院士应邀第一次来我院讲学。后来他给我发来邮件，说：“自从到你院参观后，我深感您在肿瘤诊治上开辟一条新路。过去说，发展是硬道理，现在说，转型也是硬道理。实际上，只有不断变革才有出路，而变革是没有穷尽的。您在肿瘤临床开辟了变革的新路，是难能可贵的，相信会给更多癌症病人带来好处。”
汤院士这番话，也许源自他在我院曾看过郭林的治疗。那是郭林在我院接受治疗后第2年 。郭林是2008年2月第一次来我院的，被诊断为胰腺癌。据说在丹麦接受了化疗，没有反应，却出现了肝转移。医生婉转说“在3个月内做完该做完的事吧。”在向全世界许多医院咨询后，来到我院，接受了胰腺和肝脏的冷冻消融，后又接受多种免疫治疗。我给汤院士看了郭林复查的CT片，肝内转移灶消失，胰腺内肿瘤减少三分之一，呈“低活性”。当时汤院士说：“这种胰腺肿瘤患者，本来是活不过半年的，现在生存这么长时间了，是您们创新的成功。”院士又说：“西医看的是微观、分子、基因。中医看的是宏观、整体、人。这两者都有不全面的地方，但结合起来就很好。你们既重视局部治疗（消融），又重视全身治疗（免疫），这是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。”
2014年4月，汤院士一次给我寄来十本他写的刚出版的书《中国式抗癌：孙子兵法中的智慧》，希望我代他赠送给我院医生。他在书中说：“孙子有一句话似有悖常理，就是在'军事篇'中所说的'穷寇勿追'，就是说，对身陷绝境的敌人不宜逼迫过甚，也就是说，不要穷追不舍。”“对抗癌战而言，'劝降'未必不是一条可选之路。”汤院士认为，对于主要肿瘤已经消灭，残存的少数癌细胞，不要盲目用“杀癌疗法”去追杀，一方面不一定能将漏网的癌细胞“杀绝”，另一方面人体正气也因此受损，癌细胞甚至会“狗急跳墙”，变得更凶猛。汤院士形象地比喻为“瓷器店有几只老鼠，不去斩尽杀绝，可以相安无事，大张旗鼓去追杀，可能鼠瓷俱焚”。
这年5月，郭林回我院检查。CT显示，她的肝内有多个很小的转移瘤，小于1 厘米。如何治疗？当时争议很大。受到汤院士“穷寇勿追”的启发，我们最后没有给她全身化疗，而是加强了细胞免疫治疗。3个月后，她从丹麦来邮件，说肝内肿瘤没有发展，有的变得看不见了。她说，她的女儿每天陪着她散步，有时参加party，几乎每周都去丹麦癌症协会，和朋友一起讨论癌症康复，练习从广州学到的气功。
今年回上海家过春节时，我去看望汤院士。他问起我们治疗的一些病人，我兴奋地告诉他，那位丹麦胰腺癌女士已生存8年了。他说：“治疗癌症，看来光靠'消灭'不行，还要考虑'改造'，使其'改邪归正，带瘤生存'。”
我告诉汤院士，最近这位丹麦女士来邮件，说肝内两颗转移瘤变大了，我准备让她来我院接受纳米刀治疗。他说：“不要忘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！”他将有关中医小复方“松友饮”研究资料拷贝给我。这是汤院士和他的夫人李其松教授几十年的研究心血。他说：“很多研究都是'紧跟西方'。 不能全盘西化。 要'洋为中用'，形成中国式医疗思维，你们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的成绩，就是建立'中国式癌症治疗'的尝试。”
汤院士是大师。大师有大思想，只有大思想，才能成就大事业。 回顾丹麦女士郭林治疗过程，再温习汤院士的那些言论，我深深感触到：要做好医生，就要有汤院士这种“大思想”。只有具有不断创新的大思想，才能成就真正为病人的大事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