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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患者故事

    王新龙的故事

    肝细胞癌—香港

    日期:2014-06-23作者:None来源:FUDA

      2003年我就遇到一件让我一生难忘的事——

      香港老板王先生,76岁。1994年,当他事业如月升天的时候,生了肝癌,香港玛丽医院为他进行了手术切除。9年后,肝癌复发了。癌肿有二个,一个在右肝顶部,靠近横膈,另一犹如茄子一样悬于肝下方,周围是肾、结肠和十二指肠。老先生同时患有糖尿病,虽然在服降糖药,但血糖却一直控制不理想;又有前列腺肥大,每小时一次小便;血压又高。贤惠的太太走遍了香港的医院,远在美国的儿子在美国到处咨询,几乎一致的意见是:手术切除虽然可行,但风险太大。

      2003年 2月13 日的香港《东方日报》刊登了我院救治恶性畸胎瘤患儿铭仔的消息,让王先生看到了生存的希望。2003年3月初,他来到我院,要求为他进行氩氦刀冷冻治疗。

      王先生的儿女两个在香港,两个在美国,十分孝顺,为父亲的病,操透了心,深怕因医疗不当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,坚决要他回香港治疗:“即使治不好,也心甘情愿,因为香港的医疗条件是世界是最好的。”

      王先生说:“我就要在广州治疗,我相信这里,死也要死在这里。”

      王先生的儿女找我们了。亲自找,打电话,发传真,发“email”,讲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:“这样的高龄、重病在身的患者,香港的医生不敢治疗,你们敢承担责任!”最后下了用英文写的“通帖”:“你们必须放弃对我们父亲的治疗,我们已决定马上让他回香港......”。

      王先生年轻的太太,终日陪伴在身边,没有明确表态,私下对我们说她“夹在中间,左右为难。”王先生发脾气:“我治病由我决定,谁也不能代替我。”他用上海话对我说:“我是上海人,侬是江苏人,阿拉是同乡,我相信侬格位老乡。”

      那是一天晚上9点多钟,我坐在办公室里,脑中一堆乱麻,形成不了头绪。我找来王先生的主治医生、我院副院长牛立志博士,他刚在病房看过王先生。他一进办公室,没等他讲话,我就谈了我的意见:一,动员王先生出院;二,建议他转院,找外科医生开刀吧。牛博士没有当场反对,但他的目光流露出他不一定同意。

      当夜我失眠了。我一直在想:也许我年龄大了,思想保守;也许我考虑医院和自己太多了,明哲保身......。

      第二天早晨刚上班,牛博士来到我办公室,坦白地说:“院长,我不同意你的想法。”接着谈了三点不同意我看法的理由:第一,王先生不可能耐受手术,如果能手术,香港医生早为他开了。他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前列腺肥大,手术后的“关”过不了;第二,王先生的肝癌,虽然是复发,但只有两个,边缘较清楚,局部治疗不困难;第三,除了肝内肿瘤,其他器官都无转移,如果能控制肝内病变,他再活10年没有问题。

      我内心同意牛博士的看法。我问他如何说服王先生的儿女?牛博士说:用真诚,用行动。他眼中噙着泪花。我稳了稳自己的心态, 说:“牛博,快去制定方案吧。按你的意见办,有事我负责。”

      牛博士组织医生仔细研究了老先生的病情,制定了三步治疗方案。王先生对我们的方案,极力支持。他的子女把这计划发到美国,他们有朋友是医生,那边回答“这一计划可能是最好的选择”。子女勉强同意,但需等王先生在美国的大儿子回来。

      一周后治疗开始,第一步治疗肝内复发灶。在超声引导下经皮插入冷冻探针,作2个轮回冷冻-复温。治疗过程中,没有全身麻醉,王先生不断与手术操作的医生谈自己的感觉。

      那天,王先生一家5-6口全部被破例允许进入CT室外间,隔着玻璃窗,清清楚楚观看了全部治疗过程。那场面,心理脆弱的人肯定难以承受!对于王先生的亲人来说,每一个治疗操作都带来切肤之痛,而带给我们这些医务人员的,则是责任、风险和成功的期望。最后,无论是谁,都松松的喘了一口气:治疗成功了。整个治疗过程中心电监护显示:心率70次左右,血压140/90上下。

      当晚10时,我来到病房,只见紧张了一天的牛博士仍坐在专家室办公桌旁,面前放着王老先生的病历,旁边放着吃了一半的盒饭,也许他是在思考下一步病人的治疗,也许是在回顾下午的治疗过程。我没有打扰他。

      几天后,第二步重点治疗肝下的肿瘤。操作在CT引导下进行。与第一次不同,上次的穿刺针很细,而这次穿入的冷冻探针有5毫米粗,只要稍一疏忽,或稍微偏离方向,就会误穿肠道;而且冷冻范围要不大不小,太小不能达到治疗目的,太大会发生“冰球”裂开,导致大出血的严重并发症。牛博士先用刀尖刺破一点皮肤,按照预先测量好的穿刺角度,屏住气,将冷冻探针慢慢地、慢慢地插入肝下部肿瘤,CT上清楚显示探针头部正巧位于瘤块中心。接着冷冻-复温,重复两个轮回。

      一个月后,王先生从香港传来CT复查报告:肝内上部的肿瘤无存活征象,肝下部肿瘤缩小2厘米。肝功能化验:比以前明显改善。

      接着,王先生来我院顺利接受了第三次治疗。他、他的太太、儿女和我们医务人员终于达成了完全的共识。

      两个月后的一天早晨,我在深圳家中休息。王老先生打电话来,要我到深圳一家酒店相见,说他的儿子专门从美国来深圳看我。一见面,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一下子抱住我,满脸都是泪,不停的说“Sorry,Thank you”,又用中文说:“院长,我们小辈委屈你了。”原来他是王老先生最小的儿子,王老先生治疗时他没有回来,而治疗前,正是他从美国发来好多Email,要求“停止治疗”。作为人父,我当然理解做小辈的想法和心情,我看到的只是一片小辈的孝心。我们不能责怪孝心产生的困惑。

      2003年5月3日,香港《东方日报》刊登题为“漂白水大王”文章,表扬王老先生夫妇在抗击沙士中捐献大量漂白水给香港社区。2004年5月,王老先生夫妇在香港他的公司接待我,看了他的肝脏CT报告:肿瘤稳定。我叮嘱他注意心脏问题。一年后,他突然去世,他的太太来信说,他没有“听话”,天天忙于公司业务,最后心脏病发作了。

      

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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