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:《羊城晚报》“花地”版和“羊城派”手机APP近日相继连载徐克成教授新著《与癌共存》。
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总院长徐克成教授既是抗癌医学家,又是战胜肝癌的勇士。他对于癌症乃至生命,都有比常人深切得多的体会。《与癌共存》一书是他近年的手记,记录了他在抗癌道路上的故事和思考,富于见闻与启示。他独特的抗癌思路,深得当今三大癌症医学泰斗的推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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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羊城晚报》B4版
《与癌共存》连载?
困惑的“癌症文化”
最近,我就遇到这样的患者。她两年前得了结肠癌,手术切除了病变肠段。术后几个月,发生肝和肺转移,在当地医院接受了化疗,肿瘤不仅没缩小,反而数量增加。其丈夫带她到北京一家大医院,接受了第二代化疗,转移灶仍没有减小;随后又到了上海,接受了最新型组合化疗,仍没有看到希望,于是东渡日本。在一次次失望之下,他们到了德国,接受了“质子放疗”,两次治疗就花去人民币近80万元……患者丈夫抱怨:“可悲呀!整个世界医疗的可悲!”
这位患者的丈夫抱怨的“可悲”,实际上反映了一种“癌症文化”。
当今“癌症文化”的特征之一是追求“新”。
结直肠癌的治疗主要是手术切除。20世纪90年代,标准的化疗是氟尿嘧啶加甲酰四氢叶酸,但给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带来的生存受益十分有限。于是,在过去10多年里,至少有六种新药应用于结直肠癌,但这些新药能否给患者带来实际受益,几乎没有一个可信任的结论。
“癌症文化”特征之二是“千篇一律”。
并非所有结直肠癌都是一样的。美国乔治敦大学医院的约翰·马歇尔博士认为,手术可治愈75%的II期结直肠癌患者,其余25%未经手术治愈的患者中,仅有3%~5%能从化疗中受益。化疗,重要的是如何判断哪种疗法对哪类患者奏效。换句话说,哪些患者属于上述“3%~5%”。
“癌症文化”特征之三是迷信“权威”。
“癌症文化”特征之四是忽视药物副反应的伤害,“见瘤不见人”。
“癌症文化”特征之五是不讲“成本效益”。
昂贵的药物不一定带来生存受益,两位意大利药理学家在英国医学月刊发表论文,他们把1995-2000年在欧洲上市的12种治癌新药疗效,同相应的批准疗法进行比较,发现这些新药对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,患者生活质量也没有改善,而这些药物的价格却大幅上升,其中一种新药甚至比“旧药”贵350倍。
癌症病人是“弱势群体”,如果医生推荐了某种药物,很少有人质疑,基于对“延续生命”的憧憬,他们不得不孤注一掷。到底生存效益是否有与价钱相符的价值,这是一个似乎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。